海纳百川 根深叶茂 ——记省中医院血液科“医母”马逢顺教授

今年是马逢顺教授诞辰100周年。90多岁时虽已退休多年，但科里许多医生，还是把她尊为“医母”，经常向她请教。她也确实像慈母那样关切着大家，有求必应地帮助着解决一些疑难问题，成为科里最亲爱的人。

她是省中医院的著名专家，医术高明，医德芳馨，在全国医学界也享有声誉。而她早年就研发的“三尖杉”药物，一直是国际上治疗白血病的第一线药物。最近一个寒冷的下午，我与她坐在温暖如春的血液科病房里聊天，我便问她：“马主任，你从医60多年了，又取得那么大成就，肯定有很多体会吧。”

不想她很平淡地说：“我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机遇。”

对于一位科技工作者，尤其对于一位医务工作者，一切成就都是从辛苦中得来的。马主任她这是谦辞。其实，在偶然中寓有必然；这必然又体现在她的一生努力中。

流亡时的进取

马主任的青少年时代，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年代，军阀混战、日本侵略、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。她虽然出身在绍兴的一户书香门第，但她7岁时，父亲就因病逝世，全赖母亲抚养成人。知书识礼的母亲尽量教她读古书，她自己也勤奋好学，不论在家里或私塾里，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古文观止》，老师和母亲教什么，她就学什么，她觉得开卷有益，能学总是好的。

到了14岁，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大哥回家，觉得妹妹这样无目的的读书对以后发展不利，就叫她去读中学。

时代发展了，知识更需更新。她在中学里读书十分用功，而且积极参加体育活动，使大家闺秀的性格更得到坚毅的锻炼。但是，1937年高中毕业，不幸遇到了民族灾难。这年暑期，发生了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日军强行侵占我国东北、华北，继而又在江浙、上海发动侵略。马逢顺虽然考取了浙江大学，但大学已迁移到浙东山区龙泉避难，她也只得徒步寻到龙泉深山沟里去读书。

不久，国民党元老陈士英出资开办的士英大学开始在沦陷区招生，只招农、工、医三科学生。她就报考了医学专业，虽然这当中也有因体力和爱好的关系，但总觉得救死扶伤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。前方抗日需要医务人员去抢救，后方疾病流行需要去医治，于是选择了这一当时并不被大家闺秀们所青睐的医学专业。也就是说“偶然”走上了一条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道路。

可是那时的许多大学都内迁到云贵高原，以避日军凶焰。士英大学远在贵阳，她就在舅父的帮助下，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入学征程。

从浙江到贵阳，不过一千多里，但仅有的一条公路路况很差，而且屡遭日军封锁。日机成天监控，还有土匪出没，因此汽车很少，只能见到什么车，就抢先爬上，开一段路，躲一段路，有时只能步行或晚上抢车。这段经历，使她的两个手指因爬车受伤而溃烂，最后拔去指甲。从7月初出发，到10月初，整整跋涉了三个月，才到达贵阳。

这时的学校设备很差，许多都是因陋就简，生活更是艰苦不堪，依靠“流亡学生”的一点津贴度日。但是学校的教师却很优秀，他们中的很多都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，要把一腔报国热血浇洒在救亡的教学上，什么都自力更生，绞尽脑汁。解剖课是基础课，可是根本没有标本可以解剖。为了不误学生学业，教师们只得去把弃置在荒野中的无名尸体找来解剖。这虽然有损道义，但国难当头，也只能委屈这些亡灵做点最后贡献了。

马逢顺学的是内科，教学条件同样很差。但她刻苦学习，不仅千方百计学好功课，还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，锻炼自己的社会工作才能。毕业后，她就参加了战地医院工作。

从医后的苦干

战地医院设在云南边境，那是对日斗争的前沿。日军纠集大量部队和日机向我神圣领土侵犯，国民政府组织了远征军英勇抗击。战争非常残酷，大批伤员需要抢救，马逢顺不仅在战场上亲眼目睹远征军的英雄行为，也在医院中看到伤员们的顽强精神。她深深地被这些爱国将士的高贵精神所感动，以致以后每想起这些情景就激励自己要更好地完成医务工作。她在那里工作了10个月，与伤病员一起迎来了最后的胜利。

一天，有人拿着一只煤油箱嘡蹚嘡地敲个不停。开始，大家以为是什么地方失火了，因为那时敌机经常来轰炸，人们一见火灾就敲锣，大伙就随即跑去奋力抢救。正当大家也准备放下手中工作赶去救火时，那人大喊：“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，我们胜利了！”捷报传来，人人欢欣鼓舞，马逢顺也想，从此国泰民安，我也可以回家去见亲人，为百姓治病救人了！

她离开战地医院后，先在上海军医大学工作，因许多亲人都在杭州生活，之后她来到了杭州。

战后的杭州，社会还是很乱，经济萧条，民不聊生。仅有的几所医院，管理也很混乱，许多治疗都不正规，人们称它们为“野鸡医院”。

不久，浙大成立了医学院，她就来到浙医一院工作。当时的院长是内科专家王季五，每天看病很忙，根本无暇管理整个医院。王院长就叫马逢顺既做住院总医师，又管理医院事务工作，成了大管家。

她是个认真负责的人，既然受了院长重托，就要把工作做好。殊不知医院也是个错综复杂的小社会，什么矛盾、困难都有。这些非常具体的矛盾、困难，最后都集中到了大管家身上。尽管马逢顺兢兢业业，克己奉公，还是经常吃到“轧头”，造成被动。

解放后，医院进行了整顿，但有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盘根错节的问题，还是时时冒出来困扰着她。而医院领导由于工作忙和其他原因，这些困扰都无法解决。她决定离开这里，去外地进修。

当卫生厅领导问她要进修什么时，马逢顺毫不犹豫地提出：要去进修血液学！她知道，这是一门新学科，自己在内科已有一定基础，应该丰富知识，可以治疗更多的疑难病症。

但是，这只是一个学习机会。进修回来后，领导把她调到杭州医院工作，而医院领导却分配她做化验室的负责工作。虽然有点文不对题，与进修的专业牛头不对马嘴，但她想，这也是医院重要的一环，切实做好化验室的管理工作，对提高医疗质量也有很大好处。她就安下心来从事这一即琐碎又繁杂的具体工作。

马逢顺是一个做一行爱一行的人，当时政治运动很多，有些政治运动又引起派别矛盾。她对这些派别斗争一概不参加，而是专心工作，做好自己的业务。这自然会招来一些闲言蜚语，但她认定一条：我是医生，医生的首要任务是看病，为病人解除痛苦。专心致志的工作态度，使他的业务知识更为扎实了。

血液科的诞生

1956年，省立杭州医院更名为浙江省中医院。虽然西医不是重点，但马逢顺认为在中医院里开设血液科，还是十分有必要。一则，血液病患者数量越来越多，这就需要专门从事研究和治疗的相应科室；二则，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，是对新型学科的探索，也是对中西医学的发展。她觉得自己通过进修掌握了一定的治疗血液病的知识，那么，这创建血液科的重要任务，当然是义不容辞。

治疗血液病，首先要会看骨髓涂片，因此她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人才。谁知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她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

这还得从早些年的不顾自身健康忙于工作说起。如前所说，马逢顺是一位既有很强责任心，又很随和的人。凡是领导布置的，凡是工作需要，她都义无反顾地接受任务，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。在“文革”前的许多年中，她既是医院内科主治医师，又要去浙江医学院上课。别的专职老师每周只上12节课，她却要上18节课。无条件地接受这样安排的结果是：她每天晚上的时间都用作了备课，每每都要至凌晨。如此强度的工作，甚至让几个子女打消了学医的念头。辛苦还是其次，问题在于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，马逢顺生了肝炎，之后不得不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康复。然而，既当内科主任，忙于临床；又任兼职教授，教书育人，却被揪了出来，落得个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名。这显然是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眼睁睁被靠边站！

马逢顺并没放弃，她想，我是医生，患者我还是要看，特别是科里的重病人，非要去过问不可，否则延误治疗，怎么能心安！幸好科内许多人都支持她，关心她，不仅与她保持密切联系，还继续请她指导工作，使她在冲击中感受到了同事的温暖，科室的喜悦，她仍默默地思考着并且做着筹建血液科的准备工作。

1972年，内科成立了血液组，她带领组内成员走出医院，奔向社会，开展血红蛋白病的全省普查工作，收集了8万个病例，为探索血液病的治疗和创建血液科打下了基础。尤其是培养了年轻一代，如后起之秀周郁鸿医师等都是那时候一起下乡调查的成员。马逢顺以自己任劳任怨、孜孜不倦的榜样，培养着一代年轻医师。

新领域的建树

创建血液科，首先要能真正治疗血液病；而治病的关键是有切实有效的药物。血液病是一种疑难病症，当时国际上并没有比较理想的药物，马逢顺又自高奋勇地挑起了钻研新药的重担。

她与科室同事一起摸索探求，反复试验，不断改进，终于研发了“三尖杉”药物，成为治疗白血病疗效显著的一线药。可是由于没有及时申请专利，也没有大力推广，专利权反而被人卖到了国外，这令人十分痛心。

由马逢顺为首创建的省中血液科，在随后的几位科主任和广大科室人员一齐努力下，现已成为全国的知名科室。各地的血液病患者慕名前来求医，获得了可喜的疗效。马逢顺教授，被科室人员亲热地尊称为“老主任”，“创始人”，她的敬业精神和高明医术，一直成为激励后辈的重要力量。古人说：医生越老越香。马主任博学众采，实干苦干，扎下深根，终于成为医学上的一棵苍天大树。她胸怀坦荡，忠诚事业，把知识和情感，都汇成了浩瀚的海洋！

血液科 林生云等/供稿